随着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日食、彗星等天文现象在宋代已经获得较为科学的阐释，宋人对各类自然现象的成因有了基本了解。传统的五行灾异学说受到科学解读的挑战，但宋代统治集团并未因此从天人感应观念中解脱出来。

宋代统治者习惯于接受天谴理论的指导，心甘情愿从天人感应的层面去解读各种灾异祸乱。天灾人祸发生后，宋代统治者依旧从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观念出发罪己悔过。

此时的引咎自责是在明悉科学成因后的主动选择，虽然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说应该破除迷信，但宋代统治集团的这一选择，从历史上督促统治者主动认错和制约皇权的角度来看则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就颁布罪己诏的次数和频率来说，两宋高于汉唐时期。除较高频率地发布罪己诏之外，宋代皇帝在日食出现时，反对宰辅辞职、拒绝移闰提议等一系列做法，都凸显了其自我检讨、自我责罚的显著特点一一理性。

1、

古代政治中，宰相担负调燮阴阳、治理国事的重任，自然灾害和天象异常多使宰相惶恐不安，汉朝即形成因灾异策免三公的惯例。永始二年十月，汉成帝认为“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凛空虚”的现状由“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所致，因此罢免丞相薛宣，让宰相和自己分担责任，共同面对天谴。

绥和二年春季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在中国古代星相学上被认为是对帝王最不祥的预兆。担惊受怕的汉成帝为了躲避灾祸，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儿通通推给自己的宰相，希望宰臣代替自己接受天谴。

汉成帝赐给宰相翟方进的册文上明确指出：“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把造成政务失调的全部过错转嫁给丞相，同时还一再表示：“朕既已改，君其自思”。汉成帝急于置身事外，努力撇清自己和行政阙失的关系，最终促使丞相翟方进即日自杀以答谢天谴。

宋代出现天灾人祸后，宰相通常主动向皇帝递交辞呈。虽然宋代统治者时而会借机罢免宰辅，但多数情况下习惯于归过于己，甘愿把责任一肩担起，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同意签署宰臣的辞职申请，更不会出现因为灾异致使宰相自杀的现象。

元祐二年冬季，“京师大雪连月，至春不止。久阴恒寒”。大雪一直延绵至次年春天，出现长时间阴沉寒冷的天气，对春耕和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元祐三年二月，尚书右仆射吕公著等大臣因此请求辞职：“去冬积雪，甚于常岁，今春以来，沉阴不解，经时阅月，民被其灾。望赐罢黜，以答天变。”

吕公著认为自己身为宰相，却没能调和阴阳以致雪灾连月，所以请求罢免职务。但在宋哲宗看来，是自身德行的阙失遭致连月以来大雪阴冷天气，正当自我反思、自我检讨之际，宰臣却纷纷招揽责任请求罢免，无疑加重了自己道德的亏损。

宋哲宗指出，前代贤明的帝王遭遇灾异后，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罪己责躬以悔过，并无把错误推卸给大臣之说。因此决定效仿先王，希望众位大臣与自己同心同德、尽心辅助，君臣合力以消洱灾异。

元祐五年四月，宰相吕大防等“因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宋哲宗当即拒绝了宰臣们主动退位的请求，认为宰臣担任调和阴阳的职责，因旱灾产生忧虑自责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并不赞同他们主动求罢的行为。

在宋哲宗看来，宰辅们主动申请辞职的做法只是保全大臣之体的虚礼，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助用，旱灾出现后，真正以诚应天的做法是有效施行救荒之政以安抚受灾百姓。宋哲宗告诫宰臣们不要把精力放在请求退位的虚礼上，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得当的应对措施，进而有效地控制灾情。

绍兴五年夏季出现旱灾，尚书左仆射赵鼎、参知政事沈与求因此递交辞呈。宰臣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以匡扶政事却身居高位，以致阴阳失调引发旱灾，因此主动请求皇帝罢免责罚自己。宋高宗认为旱灾是由自身道德品性阙失导致，并不是宰臣的过错，进而要求各位大臣“各安厥位，无得再请”。但二日后，赵鼎等宰辅再次引咎辞职，宋高宗依然不为所动，再次拒绝了宰臣的辞职申请，同时鼓励他们检查政务阙失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切实行动理智地应对自然灾害。

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待宰辅主动辞职的态度和回复是清醒、理智的。首先，拒绝宰臣替自己承担罪过的请求，没有因为出现灾祸把责任转嫁给他人，面临棘手的行政现状依然坚持罪己悔过；其次，反对虚礼，重视实效。灾祸发生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鼓励辅臣们把工作重心放在救灾救荒上，要求他们检查行政阙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助于灾后救助及重建工作的开展。

2、

日食作为古代中国重大的天象异常，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嘉祐四年正月初一日食，宋仁宗发出：“肤烛理不明，乃正月元吉，太阳亏光”的感叹，因而“惕然宵旰，深自责咎”。

正月初一是一年伊始，因此日食在正月朔自古尤为人君所忌。皇帝因日食的出现罪己悔过之时，天文官从技术层面提出应对正旦日食的特殊办法。据《旧唐书》记载：“其正月朔，若有交加时正见者，消息前后一两月，以定大小，令亏在晦二。”可见唐代就存在借助闰月调整时间，使日食不至于出现在正旦的办法。

宋代天文官继承了前人通过移闰变更日食时间的方法：“旧说，正月朔有交，必须消息前后一两月，移食在晦、二之日”。希望在皇帝的允许下，调整闰月时间使日食不在正月初一显现。

景祐四年冬，宋廷围绕是否通过移闰避开正旦口食展开讨论。虽然发生于正旦的日食可以通过调整闰月人为地改变时间，但这一做法有规避天变、掩耳盗铃之嫌，并不受推崇，未被宋仁宗采纳。

宝元元年六月，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上奏：“来岁己卯闰十二月，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请移闰于庚辰岁，则日食在前正月之晦。”宋仁宗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

闰月的变更会影响一年四季的农事安排，对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不可轻易变更。嘉祐二年四月，司天监据崇天历上报：“己亥年日当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为闰以避之。”宋仁宗同样否决了这个提议。

历法是国家政权合法化的象征，改动程序繁琐严密，宋代统治者反对更改历法以回避天变。宋仁宗屡次拒绝天文官移闰的提议，凸显出面对灾异的理智、冷静，也彰显了其敢于直面天谴、勇于自我责罚的魄力，是宋代统治者罪己责躬的理性体现。

3、

五代时期，太史推测乾化元年正月初一将出现日食，梁太祖因此“素服，避正殿，命百官各守本司，降救赦有罪，以答天谴”，希望通过罪己悔过感化上天。“是日，有司奏云初阴晦，事同不食”，因为当日恰巧有阴云的遮蔽，被视同为没有发生日食。百官由此“奉表称贺”，因没有出现天谴恭贺梁太祖。

宋朝初期，统治集团沿袭了前代群臣恭贺日食不见的做法。淳化五年十二月初一，“司天言日当食，至是阴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阴霆的雪天使预测中的日食没有显现，群臣因此向宋太宗表示庆贺，宋代史学家李熹认为“贺日不食盖始此”。

若预测的日食发生在雨雪天气，便会出现“当食不食”或“日不见食”等现象，表示上天被皇帝的德行感动，因而不再通过天变传达做戒和不满。文武百官的常规做法是抓住时机向皇帝道贺：“近世以来，每有日食之变，历官皆先奏月日时刻及所食之分数，至或为阴云所蔽，或食不满分，公卿百官奉表称贺。”

宋代统治集团中并非所有人都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一先例，保持清醒的官员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嘉祐六年六月初一日食，司天监预测日食六分，结果“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云阴雷电，顷之雨。浑仪所言不为灾”。权御史中垂王畴言：“今日食之初，殊为晴彻，既为阴云所掩，方遂不见，亦不得与日不食同也。虽陛下至诚修德，答变感天，必不欲侥异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贺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

王畴认为日食初始时还未变天，后被阴云遮蔽才转而不见，不应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所以并无值得庆贺的事。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同样上疏宋仁宗反对百官上表称贺：“臣以为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夫四方不见京师见者，祸尚浅也，四方见京师不见者，祸变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恩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侧身戒惧，忧念社程，而群臣欲相率称贺，岂得不谓之上下相蒙，诬同天谴哉！又所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表章，不敢不言。”

司马光举永始元年的例子与本次比较，认为京师观测不到日食，但外地可见是更令人担心的情况。这意味着天下都接收到了来自上天的警示，却唯独皇帝不知。若大臣在这时奉表称贺，则使朝廷上下相互蒙蔽，无视天戒。

宋仁宗听从了王畴和司马光的建议，诏令“百官毋得称贺”。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初一的日食恰逢阴雨天气未能出现，太师秦桧因而率领百官上表称贺，这一做法自此开始直到秦桧病逝才得以停止。

当日食没有出现或食分比推测少时，由于担心皇帝敬畏上天之情因此懈怠，宋代官僚群体中理智的大臣反对百官称贺。皇帝听取臣僚意见，禁止官员恭贺并反思致灾之由的举措督促其保持清醒冷静，体现了宋代皇帝在内省自查方面逐步趋于理性的过程。

撰稿/婧婧【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