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严复致张元济之手札（部分）

张元济复严复之信稿

张元济 ◎肖伊绯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献，少有披露的相关史料，似乎也因着这一历史机遇，以“纪念”的名义纷纷现身。社会各界或办展览，或搞拍卖，以种种行动来纪念“五四”百年，而对“五四”历史感兴趣者，也总能从中获见不少珍闻逸事，颇觉新奇特别。

新近发现的一组两通严复与张元济的通信，乃《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与《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均未收入的“佚信”，即将在某大型拍卖会现身，又为后世读者对“五四”的解读带来了一番新奇意味。

原来，1919年11月14日，“五四”运动爆发半年之后，曾经的北大校长、首倡天演进化论的著名学者严复，没能与时俱进、老当益壮，没有投身“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却因老病缠身，正卧病于北京协和医院。不过，在入院诊治期间，严复也没闲着，就在北京又新购置了一处房产。交房在即，急需用款，数额竟达银圆一万二千元之多。

严复为凑足房款，定活期存款都提

为此，严复迅即给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张元济写了一封“快信”，请火速将其存在馆中的定活期存款提出，凑足一万二千元之数，通过上海的中国银行汇兑至北京。且看二人通信原文，转录如下（无法辨识的字迹以□标示）。

严复致张元济手札中写道：

菊公赐鉴：上午蒙枉顾，极感。相讬汇款一节，刻查若由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敝处新置房子，不日该处业主来，订于阴历九月廿九日交割，彼方既已交房，此方自应同日交款。不审我公何日可以抵沪。如九月廿五日内可以到，头则照□□信兑，敝处自可届期得银，若屈计时间逼促，汇到未必如期，即请嘱其电兑。再者早起所言之款，係云一万一千元，但恐尚有别项用度，应请改为一万二千元作兑，荷来至感。□□划款之法，自应先侭活期，不足再划定期，划后所余多少，请属出纳科见示可也。另，敝处活定各折□汇□交京报孙伯恒兄寄上。不□手此□□，即颂行安，无任以感。

弟复，十一月十四日（即九月廿二日）亥刻泐。

而张元济回复严复的信函中说：

本日奉到十四日亥刻手书，展诵祗悉。此係快信，于十五日所发，发时通车已行，故必须后一日。然十七日总可抵沪。乃迟至今日始行递到，又由棋盘街转至宝山路时已午后，即交分庄科开车发款，与银行接洽，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但来示谓无须汇水，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元济前承面示，此款至迟可在阴历十月初十日付清，故曾商伯恒，嘱其陆续发奉冀省，汇费今既提早，祗得由沪兑去，如尊处能向银行索回汇费，则亦并不吃亏也。查尊款活存项下，祗有九千余元，今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尚祈鉴察。又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亦祈明示，以便转知会计科照办，是为至幸。伯玉兄赴鲁省，未知何知何日返京，顷亦有信，恕不另覆矣。

八年十一月十九（晚）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通信稿

严复心急火燎，张元济有条不紊

上述一通严复致张元济的“快信”，为严复手书，时为1919年11月14日晚，次日从北京寄出。五天之后，11月19日，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收到此“快信”，迅即于当晚拟出“信稿”（铅字排印稿），于次日一早寄发。

然而，可以试想，按照当时的信件邮寄速度，在两天之内，要赶在严复所称的交款日（即11月21日，阴历九月廿九日）之前，将银圆一万二千元从上海汇至北京，无论采用信汇还是电汇，似乎已经没有可能。

虽然，张元济在复信中强调，“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意即如果11月20日电汇，身在北京的严复当天即能收到，即便再缓一天，11月21日电汇，亦可。但是，张元济在复信中亟待严复解答一些具体问题，还需其复信寄至之后，才能向其汇款。这一来二去，来回耽搁，无论怎么“快信”，要在一两天内把这笔款项汇出，恐怕确实难以办到。

原来，严复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的存款，活期存折上已“余额不足”，“祗有九千余元”，张元济“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这样提前取款自然会造成存款利息的损失，这一问题需要事先知会严复，并需要其示意可行。此外，张元济还向严复询问，“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这也是必得明确的一个问题。至于严复信中曾提到“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一节，张元济也明确回复称，“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

可见，关涉到个人利益问题，张元济是非常谨慎细致的，操办具体事务也极为稳妥，并不因“事急”而“情急”，在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答或示意时，是不会自作主张、急事急办的。比严复小13岁的张元济，在急于购置房产的前辈师长与重要客户面前，倒是显得少年老成，办事有条不紊。

急严复之所急，张元济借款应急

那么，严复“快信”催办汇款之事，究竟有没有下文呢？《严复集》中并没有收录关涉此事的严复致张元济信件，故而无从确知此事后续如何。好在《张元济全集》中还收录了关涉此事的两通张元济致严复信件，可以从中窥见张元济办事虽认真稳妥，可最终还是急严复之所急，采取了“应急”之法，虽时间稍有滞后，可毕竟还是将此事圆满完成了的。

1919年11月24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再次提及“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前函业已陈明。再尊处活期存款业已无余，而定期存款随时支拨本为定章所格，祗能偶尔通融。查尊处定期存款共有三户，除前拨三千外，应请在某户内再行总拨若干，以便随时应用，庶于办事上不致窒碍”。通过信中的这些内容，可知除了再次向严复表明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将导致利息损失之外，张元济应当已经在11月24日之前将汇款之事办妥，且还提醒严复需再从某个定期存折上提取一定数量的资金出来，“以便随时应用”。

1919年12月5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称“嗣又奉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惠函，知前寄去中国银行已经递到”。于此可知，严复至迟在11月24日，已收到汇款。张氏在信中又称，“属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当交会计科详查”。于此又可知，为凑足一万二千元银圆的汇款，除了提取严复的活期存款九千元之外，另外三千元由于等不及严复复信明示究竟提取哪一张定期存折，张氏可能因之临时拆借了款项应急，故前函有“祗能偶尔通融”之语，而严复亦知此应急借款实在是“破例”之举，故即刻在复信中亦明确表示，“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

据《严复集》中所录《严复日记》可知，1919年初，严复尚在福州郎官巷家中养病，病情危重，1月21日时有“病发几殆”之记录。6月间，至上海诊治，似有好转。10月12日，自上海登轮赴天津；10月16日，“上午九时到津，四时三刻车进京”，转入协和医院诊疗。10月25日，“往看新居”。11月6日，“受总统任命顾问”。可能正是因为出任总统顾问一职，让已经步入人生暮年的严复并没有在北京诊疗之后即刻离京返乡，而是选择了购置新居、暂寓京城。

时至11月21日，《严复日记》中并没有提到新居交房交款之事。但在11月22日，“得菊生快”，确实是收到了张元济的“快信”。次日，“得菊生快复，并中国银行收条”，又再次收到了张元济的快速回复（可能是电报），且还收到了中国银行的汇款。之后一个月的日记中，严复并没有记载这笔汇款的用途与去处，只是在12月27日，提到过“午后二时，回至新寓”，可知其已然住进了购置的新居。

严复新居属“豪宅”，比鲁迅可阔气多了

虽然并不确切知晓，严复于“五四”那一年，在北京购置的新居究竟在何处，不过其急需的那一笔汇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一款项，若全部用于购置房产，那可绝对是顶级“豪宅”。那么，这一款项，当年究竟有多大的购买力，若全额用于购置房产，又将有何等的规格与配置？在此，不妨就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例。

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银圆八百元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银圆约二百元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全家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花了银圆一千元。

以此类推，还暂且排除1919年可能较1924年的物价更低一些的客观因素，就径直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物价标准，严复当年提取存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如全部用于购置房产，至少可以购置如鲁迅所购的四合院达十二座之多。如果是用于购置一所房产，其内外部装修及基本设施之豪华，可谓超乎想象，毫无疑问的属于顶级豪宅了。

遗憾的是，这所顶级豪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今已无可寻觅其确切地址。不过，尚未搬进新居之前，严复在北京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如今倒还可以一寻踪迹。汪芝麻胡同，今属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位于张自忠路南侧，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南剪子巷，全长四百余米。

这条胡同明代属仁寿坊，因有一汪氏纸马店而得名。至清代时，因“纸马”与“芝麻”发音近似，遂又称汪芝麻胡同，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胡同里尚存不少富有历史价值的“豪宅”，如28号、35号、45号、49号、53号、56号以及59号院，据说都被列为东城区第二批四合院挂牌保护院落。只是未知严复曾寓的七号院何在，亦不清楚是否一百年前的院落排号与今有所不同，此七号院或即上述诸院之一？

“豪宅”住了不到一年，严复返乡后最终病逝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还是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严复都没能在这些居所中逗留太久，都未能在此中安享安养一番。次年秋，1920年10月19日，“自京南行”，仍是循着先前的由福州至北京的路线，返归而去——先至天津，再于10月21日转赴上海，再转归福州。此行乃是为返归福州“避冬”，因久病体弱，严复已经不可能再在北京过冬了。

10月30日，终日为失眠症、咳喘病、鸦片瘾折腾得寝食难安的严复，终于带着一身沉疴返归福州郎官巷旧居，定居了下来。为治病四处求医问药，甚至向道士求丹，还服下了“罗真人符三道”的严复，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一年之后，1921年10月27日，猝然病逝于家中。

至此，严复在北京斥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再无下文，或已被亲友变卖，或长期闲置租赁，都不再为人所知。若不是新近这一组两通“佚信”的现身，这一所严复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的“豪宅”，恐怕还永不为世人所知罢。

出人意料又似乎预料之中的是，1921年严复的逝世，并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哀恸与反响。那些曾经手捧着《天演论》与《原富》，热议着《群己权界论》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文化先锋们；那些读着“严译西方学术经典”成长起来，心存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座右铭、高呼着“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新青年们，对这位“西学、中学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语）的猝然离世，竟无暇一顾。

这或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恶劣有关。军阀割据、战火涂炭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生存尚觉渺茫，自然对这位渐泛遗老气息、无法与时俱进的老人更无关注之意。与此同时，严复本人也更注重个人家庭与家族的经营，更关切自身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保障，对曾经作为其忠实读者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新青年们并无太多关注，更谈不上投身其中，甚至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水准，还颇有微词。只是其身后萧瑟，着实也令人感触良多。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