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中最为鼎盛的两大派别，也是分歧最大的两个派别。儒家的思想总体比较偏于保守，不利于战国列强的改革奋进。而法家思想主张顺应潮流，变法图强，但是忽视了民生和文化建设，缺乏道德感化力。两大派别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从战国后期开始，儒法两派就开始相互吸收对方的精华。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西汉前期，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的大一统思想。

一，战国时代：从相互对立到相互吸收

儒家思想产生于礼仪之邦的鲁国，在治国方面主张维护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反对进行了社会变革。法家产生于公室荡尽的三晋之地，他们主张废除贵族政治特权，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法治。两派思想截然不同，势如水火。法家想要推动改革，就必须在思想上否定复古、传统的陈旧观念。法家学派的代表人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期间就禁止儒家思想的传播，将儒家的礼乐、仁义、诚信、孝悌等称之为“六虱”，实行“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政策。

虽然两派相争不止，但是两派的相互借鉴早就开始了。例如在魏文侯师事儒门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重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等为将，开辟了“内儒外法”的先河。魏国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成为相国后推行变法，使得魏国走向强盛。李悝变法给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提供了借鉴的蓝本。从李悝变法可以看出，在魏国，儒家和法家思想有了初步的相互学习或者吸收，甚至融合。但魏文侯去世后，魏国的人才政策发生改变，中断了初期的儒法合流。

魏文侯礼贤下士

魏国衰落后，战国时代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齐国。齐国有泱泱大国之范，在经济上实行了农商并重的政策，在文化上也实行了兼收并蓄的措施。齐威王为“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在齐国临淄建立了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建立后很快成为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诸子各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此进行辩论、诘难、著作。在这个过程中，百家思想也相互吸收。最终稷下学宫的学术家门编著出了《管子》，这本书以黄老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儒家的思想，成为了百家融合的杰出代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也同样以黄老思想为主，兼收百家思想的巨著。

稷下学宫

战国后期，百家思想的融合加快了。以儒学大师荀子为例，他曾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对法家思想了解也较多，也曾西游秦国，对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称赞有加。因此，荀子大规模吸收法家思想，推动儒学的创新。他吸收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结合儒家礼治思想，提出了“礼法并用”；吸收法家的“霸道”，结合儒家的仁政王道，提出“王霸兼用”；吸收法家的性恶论，结合儒家性善论，提出了性伪论……荀子对儒学的创新开创了新儒学的先河，汉朝儒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秦朝到汉初：官方和民间儒法融合探索

秦朝建立后，为统一治国理念，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将法家思想封为基本治国准则。为了巩固法家思想的地位，秦始皇不惜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然而法家思想“严而少恩”，难以缓解社会矛盾。因此秦始皇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儒家思想来加强民间道德建设。如秦始皇在齐鲁招揽大量的博士，以供顾问，这些博士中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巡游天下，刻石无数，除了宣扬自己的功勋以外，也十分重视端正地方的礼仪教化。秦朝竹简《为吏之道》中也充满了宽容忠信、善度民力、慈爱万姓等儒家的道德训导。

“以此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

秦始皇

西汉初期，为了恢复经济，汉初几代皇帝都将黄老思想奉为治国思想，推行修养生息的政策。但是儒家思想也已经开始悄然登上了政治舞台。刘邦称帝后，叔孙通召集鲁国儒生三十余人，制定了新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以周代礼仪为基础，借鉴了秦朝朝礼，成为历代礼仪制度的典范。叔孙通制定礼仪得到了后代的高度评价，司马迁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司马迁肯定了叔孙通对礼仪改造的肯定，并尊为汉儒之宗。

叔孙通制礼

在民间，儒学家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推动儒学的进步。陆贾是西汉第一位提倡儒学治国的思想家，他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的综合思想。贾谊写下了《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政治议论文，主张以秦为鉴，施行仁义，“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同时他又吸收了法家的重农抑商、权势法制，并针对当时的诸侯问题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成为汉代削弱诸侯的指导思想。

“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贾谊

贾谊

三，儒法合流的完成——内儒外法

儒法合流的最终完成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继位时，窦太后掌权，地方诸侯依然具有一定的势力，边患也日益严重。汉武帝力图改变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局面。由于汉武帝从小受到儒家教育，窦婴田蚡等大臣都倾向儒学，因此推行儒学已经是大势所趋。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此举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儒生辕固生被杀，罢黜百家暂时告一段落。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学开始成为官方思想。第二年，窦太后去世，“罢黜百家”得以实现。

汉武帝

此时，儒家吸收百家思想改造儒学已经基本完成，新儒学诞生，其代表为董仲舒。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等观念，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君权神授”；又结合阴阳学派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理论，并将儒家的纲常总结为“三纲五常”。董仲舒完成了自荀子以来的儒法思想大综合。公元前134年，他在《天人三策》《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阐释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

董仲舒

随后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主张实行了“独尊儒术”，建立太学“养天下之士”，行封禅之礼，进行太初改制，建立年号以鼓吹儒家天命观。在选官方面实行察举制，以儒家的孝廉作为选官依据。在地方建立学校体系，教育的教材为“五经”。这一些列的改革标志着儒学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随着这一系列制度的推行，儒家思想渗透到了帝国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代太学和独尊儒术

这里的成为正统的儒学并非是先秦孔孟之学，而是儒法合流后的新儒学。新儒学成为了正统，其他学派并没有完全遭到摒弃。汉武帝身边人才济济，有信仰道家的司马谈，刘德，有法家酷吏张汤、公孙弘等。汉武帝尤其注重法家思想，在很多人看来儒学只是帝国的辅助和装饰，法家才是其内在。“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人们将这种治国理念称为“内儒外法”，这一理念成为了汉朝的治国基本理念。汉宣帝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代之后，法家作为一个单独的学派便走向了消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儒法合流的形成，使得法家思想和儒家趋同；另外独尊儒术的推行实行天下文人基本都成为了“儒生”。儒法合流是学术的一次大综合，也是大一统时代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儒法合流给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儒学得以复兴。兼容并蓄，众采百家之长成为了儒学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生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