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提起晚清尚武风潮时，常常首推严复或梁启超。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这两位的确是佼佼者，影响也十分深远。不过，在政治实践群体中，也有一位不该遗忘的大佬，他对中国尚武之风的复苏，同样功不可没！

他，27岁中进士（探花），初为清流派领袖，后成洋务派主力，人送雅号“张香帅”。他就是晚清传奇人物——张之洞。

先来看一则史料：

“近年来东西洋各国，精研兵事，最重武职——故人人以当兵为荣，以从军为乐，以败奔为耻。而中国仍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

这是1898年7月4日张之洞向朝廷上奏《变通武科折》中的一段话，矛头直指中国“重文贱武”的传统，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回望几千年中国历史，尚武精神虽从未消失，但自两汉后渐次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没有进入体制内的读书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见得受人尊重。

如果中国历史仍然遵循旧式轮回，尚武精神或许就这样僵死着。然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改变了这艘陈年老船的运行轨迹，沉寂许久的尚武精神终于重见天日，满血复活。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就已在《海国图志》中强调了军事的重要性，提出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关注的重心在“技”不在“人”。而且，这本神奇的著作在当时根本没人重视，甚至有官员叫嚣“毁版”，反倒是被我们瞧不起的日本，在偶然得到这本书后奉若至宝，把它当做明治维新的“红宝书”。

中国真正重视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是在中法战争之后。其时，清廷主持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张之洞在奏折中痛陈以往军事之弊：

“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

所以，他提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的著名论断。

可惜的是，在那个天朝意识盛行的时代，开明者终究只是少数，自大、腐朽的清廷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在那场让国人痛入骨髓的甲午战争中输掉了底裤。谁能料到，从未进入慈禧等人法眼的“蕞尔小邦”，竟然轻轻松松就把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踩在了脚下，甚至想把辽东半岛、台湾列岛收入囊中。日本，当真像极了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毒蛇！

经此一役，中国人总算睁开了迷迷糊糊的双眼。士大夫陈耀卿大声疾呼：

“中国自古以来，重道而轻艺，重文而轻武。以其重道而轻艺也，故诗书礼乐之微，纲常名教之大，皆可以震古而烁今，至于制器尚象，则未免率而不精；以其重文而轻武也，故词章性命之学，雍容揖让之风，可以超前而轶后，至于海上争锋，则未免瞠乎其后，此中国得病之源也。”（《皇朝经世文编》）

超越洋务时期的强军浪潮席卷而来，武备学堂成为挽救颓势的灵丹妙药，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于中国大地，与李鸿章时期的零星存在已不可同日而语。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正是这场潮流的引领者之一，他所筹办的湖北武备学堂曾经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十几年间，湖北共培养5千余名新式军事人才。由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何武昌起义会爆发于此并能够取得成功了！

派遣留学生，是张之洞军事人才教育理念的重要一环，派往哪里呢？日本，也就是要向对手学习。被西方侵略，承认自己不如“蛮夷”，转而向对手学习，为的是最终打败敌人。这，正是近代史的吊诡之处。甲午战后，中国人转身向东学日本，掀起留日高潮，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实在太相似，他们能改革成功，我们也能，比起学西方，显然学日本更符合我们国情。

张之洞是学习日本的主要倡导者，曾在《劝学篇》中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张之洞专门派姚锡光等人派赴日考察，行前叮嘱说，此次考察“武备尤要中之要”。回国后，姚锡光著成《东瀛学校举概》一书，详尽介绍日本陆军学校情况。应该说，湖北的军事学堂主要效法日本。

武备学堂大为兴盛，原本就十分尴尬的武举变得更为鸡肋。清末最早提出废除武举的人，是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早在1878年，他就向朝廷上奏《请停武闱片》，结果被慈禧老太太骂了个狗血淋头。后来，甲午战败，废除武举的讨论又逐渐热闹起来。荣禄就曾上折子，只不过他比较聪明，主张改革武举，而不是废除。张之洞亦是推动者，本文开篇那则史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给朝廷上的改革武举折子。

戊戌变法期间，武举的确进行过改革，但很快就被慈禧恢复：“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实行新政，武举才最终被废除。背后主导者，同样是张之洞。

他与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称，通过武科考试选取的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近代军事的需要，“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征；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至于默写武经，大率皆系代请文字，且不知何论韬略……揆之今日时势，武科无益有损，拟请宸断，奋然径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切停罢”。不久，清廷即发布上谕，正式废除武举。

要注意的是，中国尚武精神的复苏遵循两条路径：一是强军，最终走向“枪杆子”时代；一是强种（民），致力于扭转“东亚病夫”形象。所以，西方体育的引入和普及同样是尚武不可或缺的内容。

体育最早由教会学校传入中国，后来洋务派在军事学堂体操课程外，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足球、跳远、跳高等，旨在强健学生体魄。不过，学校体育真正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始于张之洞等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该学制完全模仿日本而来，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开设“体操科”，分为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等。

1904年，张之洞亲自编写了一首《学堂歌》：

“大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太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亢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颈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

体育，被摆在了学校教育的第一位！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军事体操和一般体育的兴起，逐渐使得学堂出现“剪辫易服”的风气，因为过去的旧式长袍实在束缚了身体的力量。而张之洞对尚武精神的提倡有个关键性前提，即：维护清廷统治，力主忠君爱国。故而，他极力主张制定学堂冠服制度，以中式服装为主，“处处与外国装饰显然有别”，在此基础上再参酌西法，一扫“向来迂缓沓拖之状，颓唐萎靡之习”，“从此胶庠塾序，皆具有尚武之精神，尤存有秉礼之规范，庶足为自强之基”。

这显然是他提出的“中体西用”在服饰制度方面的体现。后来，在他的强力推动下，清廷统一了全国学堂冠服制度，但终究无法抵挡革命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