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九年（1504年）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

1553年葡萄牙人“死皮赖脸”地在澳门定居下来，这一切还要从正德年间的明葡战争说起。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西方海上强国就凭借坚船利炮在中国门口“作威作福”了。

正德九年（1504），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那是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抵达中国南方沿海，一方面企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作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和经济打开中国的大门。

本来在葡萄牙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统领下，葡萄牙贿赂当地官员并与当地富商贸易使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但是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接替了司令职位后，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原因是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理，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肆意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和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暴露出海盗和殖民者的本色，他们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掳掠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给事中王希文上疏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劫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其中"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的谣言，"掳掠男妇"则确有此事。

朱厚照的特殊宠臣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葡萄牙使臣“火者亚三”受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这个大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关押至广州。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明葡屯门之战是中西首战，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这场战争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却足足持续了近一年，西门的四只船还有三只逃脱了明军包围。当时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部队，总计有数万人，而葡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理应明军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由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军队，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劳。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葡人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敌人。

这场战役下去，明军应该仅仅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不数年间，遂起佛郎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了蜈蚣船和佛郎机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经验。

明代的中葡之战

嘉靖二年（1523）的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还写明了战果。寇犯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

船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在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葡人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

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抵达中国的葡人先后在广东的屯门，浙江的双屿，福建的月港、浯屿等地非法建立过殖民地，在明军的全力打击下，不过是昙花一现。与此同时，明政府向东南商人开放珠江口外的浪白、广海等洋澳，将它们作为中外市场交易场所。经过这些外商的贿赂请求，澳门于1535年成为对外开放的洋澳之一。

1554年在中葡之间恢复和平后，葡萄牙人也进入澳门贸易。过了三年，他们利用中国官员的姑息，在那里大兴土木，建成永久性的居留区域。此后“诸澳俱废”，日益兴盛的澳门发展为中国直至东亚地区的重要国际商埠，想来这是明清允许葡人盘踞澳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行为

在这一充满欧洲风情的城市中，葡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根据葡萄牙的城市自治制度，选举产生由长老、初级法官及民政长官组成的议事局，还设立葡萄牙海关，向本国商船及西班牙等国的商船征收关税。葡萄牙政府则擅自将这一地区隶属于葡萄牙印度总督，后来派驻总督、王家法官等官员，以及一支葡萄牙军队。当地的葡人自相侵犯时，由他们自己的法官按照本国的法律来审判，不服判决者，还可向设在印度果阿的葡萄牙高等法院上诉。

但这能否说明澳门俨然就是个“国中之国”？我想不能，当地的葡人必须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商税，以中国皇帝“顺民”的身份在澳门拘留、贸易。在葡人入居前，明政府已在澳门等洋澳设有守澳官，此后明政府又在澳门驻有提调、备倭、巡缉等官员，并仿照唐、宋时任命“蕃长”的制度，任命澳门议事局中的民政长官为“督理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在清代，清政府在澳门建立粤海关正税总口及关部行台，派驻海关官员。

为了束缚葡人的行动，制止他们的违法行径，明、清政府先后订立《海道禁约》、“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等地方法令，不准他们贩卖奴隶、走私货物，越出澳门界墙，甚至不允许他们新建房屋，他们与华人出现诉讼问题，必须在澳的中国官员审理。杀害中国居民的葡萄牙人或者其他外国人，都要按照中国法律处以死刑。从整体上来说，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多数葡萄牙居民尚能“奉法唯谨”。

纵观澳门历史，1849年前的葡人只是取得高度的自治权，即管理他们本族人民及其居留区域的日常行政的一些权力，但是它们没有属地的行政管理权，即无权管辖入界的中国居民；还有整个外人的自治团体及其居留区域仍受中国官府的行政管理，其首领也由中国政府任命。

所谓“国中之国”，则指得是一种界内中国居民反受外国政府或外国侨民统治的外人居留区域——租界。

不过说到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的帆船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这种帆船运载量大，沉稳，事实上中国的造船技术远压西人，只不过自从海禁以来，统治者严令禁止造适合远洋航行的大船，这项技术也就慢慢的衰落了，不过有一艘木质帆船摆件放在您的桌前案头，想必也别有一番文艺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