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暴君”这个词，我们总觉得这说的是性格残暴。但隋炀帝杨广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残暴，恐怕不好说。他在即位以后第二年，就重新修订了法律，其中有两百多条罪名都减轻了对应的刑罚。这一举措获得了百姓的拥戴，因为百姓们苦于严刑峻法已经很久，这下终于能喘口气了。

你可能会说，隋炀帝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这还不是个暴君吗？

其实在古代中国，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这种事是常有的。况且杨广杀死父亲杨坚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历史定论。他在即位以后，确实杀死了哥哥也就是废太子杨勇，但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杀死了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把两人的后代赶尽杀绝。结果李世民非但没被骂成暴君，还被归入明君的典型。可见，古代的帝王们为了权力斗争而杀死亲人，并不是被骂成暴君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隋炀帝的独断专行，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隋炀帝不加节制地利用社会资源，背后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今天我将带你一起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隋炀帝。

隋炀帝平时独断专行，不听劝告，这看上去明明就是他的性格问题，为什么说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呢？

高颎

后世在说到隋炀帝独断专行的时候，都会提起这么一条罪状。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的第三年，大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个人私下议论，说隋炀帝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比如当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带着随从前来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让人修建了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帐篷，用来迎接他们，这样做太浪费了。再比如隋炀帝最近有点迷恋音乐和杂技，有沉溺享乐的倾向。有人听到这些话，就向隋炀帝打了小报告。隋炀帝勃然大怒，就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三位大臣都给杀了，还把他们的儿子放逐到了边疆。

贺若弼

人家在背后提了几句意见，就要把人家给杀了，这还不叫独断专行吗？其实这件事背后还有更深的内涵。被杀的这三个人身上有一些共性。高颎出身渤海高氏，是名门望族之后。宇文弼出身北周皇室，北周皇帝也是宇文氏，隋文帝杨坚就是从宇文家手上篡夺了皇位，才建立了隋朝。还有贺若弼，他不姓贺，而是复姓“贺若”，这是鲜卑贵族的姓氏，贺若弼是鲜卑贵族的一员。

宇文弼

隋炀帝杀掉这三位老臣，其实暗含打击贵族，加强皇权的用意。

隋朝的建立和一个著名的政治势力有关，“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的建立者是鲜卑贵族贺拔岳，他在北魏孝武帝的命令下，把陕西关中到甘肃陇山一带的军事力量整合为一个军事集团，关陇集团就这么诞生了。贺拔岳死后，他的部将宇文泰在关陇集团内部又设置了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这二十个职位由固定的二十个大家族分享。这二十个家族不仅担任军队的统帅，还是国家的首脑。宇文泰自己就成了关陇集团的老大，后来他的儿子建立了北周王朝。当时在关陇集团内部，还有一位名叫杨忠的人，位列十二大将军之一，隋文帝杨坚就是杨忠的儿子。杨坚有个女儿，后来做了北周的太后。杨坚篡夺了小外孙宇文阐的皇位，于是建立了隋朝。

所以，杨坚篡夺北周皇位的行为，本质上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一次火并。杨坚坐上了皇位，自然也要提防关陇集团其他成员也来这么一手。

更要命的是，除了关陇集团，杨坚还要面临一个敌人，就是所谓的“山东士族”。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势力很大，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孝文帝为了争取政治支持，又发布诏书，列举了一批士族门阀，表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士族门阀大多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所以被称为“山东士族”。刚才说的高颎，出自渤海高氏，这是山东士族的代表之一。此外还有什么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他们在隋朝建立以后仍然很有势力，皇帝也要给他们几分面子。一句话，作为新贵族的关陇贵族，和作为旧贵族的山东士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很活跃。

从隋文帝到隋炀帝，隋朝的两代帝王都面临着和新旧贵族的斗争。

关于隋文帝杨坚，因为有了儿子杨广的反衬，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个相对仁慈的皇帝，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杨坚和秦始皇有些类似，热衷于法家手段，甚至他的儿子杨俊贪污公款，他也表示执法应该公平，对杨俊给予了处罚。我们知道，法家历来是和皇帝集权联系在一起的。杨坚为了实现集权，对南北朝时期混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新整理，创立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中央分为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决策、审核和执行，其中内史省后来又改为中书省。三省又下设六部，共同负责朝廷的日常行政。

三省六部制为什么有利于皇帝的集权呢？

与汉代制度相比，三省六部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它没有设置“丞相”这个职位。丞相是百官之首，经常可以抗衡皇权。而三省在本质上都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对皇帝俯首帖耳。不过，尚书省的首席长官叫尚书令，经常在皇帝和百官之间上传下达，渐渐具有了和丞相类似的权力。隋文帝在位期间，尚书令的位子经常是空着的，由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仆射负责尚书省的日常工作，比如著名的大臣杨素就曾经担任过尚书仆射。

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对新旧贵族怀有更重的敌意。前面说的杨素，也是贵族出身，曾经帮助杨广登上皇位，和杨广关系很近。杨广即位以后，经常表现出对杨素的提防。于是杨素在病危时拒绝服药，在杨广登基以后第二年就去世了。对杨素都尚且如此，对于那些出身显贵，又是老资历的大臣，隋炀帝就更不会客气了。高颎、宇文弼和贺若弼这三个人，都是贵族出身，而且都是六十多岁的元老重臣。隋炀帝对他们大开杀戒，其实是要在新旧贵族面前树立皇帝的权威。

隋炀帝杀了这三个人以后，又做了一件大事。他刻意绕开正常的官员任免程序，找来一群级别很低的官员参与决策。这批官员缺乏政治背景，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于是，隋炀帝就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

虞世基

隋炀帝重用的这批政治新贵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名叫虞世基。他的父亲是陈朝的高官，陈朝灭亡以后，虞世基随父亲一同北上。杨广即位以后，任命他做了内史侍郎。这是一个级别较低的职位，但虞世基可以接触核心机密，并为隋炀帝起草诏书，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他的权力并不是来自家族背景，而完全来自隋炀帝的授予。隋炀帝重用虞世基，显然是因为他在朝廷里缺乏根基。他本来就是随陈朝一起投降过来的，每天过得诚惶诚恐。现在得到皇帝破格任用，他还不惟命是从？

隋炀帝在隋文帝集权的基础上，通过铲除贵族大臣，任用缺乏背景的亲信，建立了一个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小集团。贵族大臣没有机会再向他提意见，而他身边的亲信深知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意，也就成天报喜不报忧。这确实导致了隋朝政治生态的恶化。

隋炀帝在位末期，国内到处爆发起义。各地汇报起义军情况的消息不断传来，虞世基接到奏报以后一律加以修改，把坏消息统统删掉。有一次虞世基疏忽了，让隋炀帝看到一份奏报，里面汇报的是黄河以北有几十万起义军投降了朝廷。隋炀帝从中看出了问题，就问虞世基：一次就有几十万人投降，天下有这么多人造反吗？虞世基轻描淡写地说，老鼠再多，又何必担心呢？把这件事掩盖了过去。隋炀帝有一次跟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聊天时说：“我不喜欢别人提意见。要是那些贵族想靠提意见来博取名声，那就更讨厌了。要是那些卑贱的士人给我提意见，我还会宽容一些，但不会让他有出头之日。”隋炀帝在这里已经表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的所谓独断专行，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贵族。

隋炀帝的独断专行长期以来受到批判，这也和他亡国之君的身份有关。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同样的行为，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独断专行，不听劝。如果成功了，那就是力排众议，有主见。隋炀帝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失败者，导致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加节制地利用社会资源，这也是他作为“暴君”的主要罪名。不过，隋炀帝的这种行为背后，也存在历史的必然性。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远征高句丽，是历史的必然

说起隋炀帝，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大运河。请注意，隋朝修的这条大运河，并不是后来元朝修的那条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主要是服务北京，从南方为北京运输物资。隋朝大运河服务的对象是洛阳，洛阳才是隋朝大运河的重心。从地图上看，这条大运河北起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地区。但它并不是一条直线，中间特意向西拐了个弯，一直通到洛阳。所以，隋朝大运河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沟通南北，二是服务洛阳。而这两个目的背后，都暗藏着历史的必然性。

“沟通南北”：

隋朝建立以前，中国处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在隋朝统一以后，要想将分离数百年之久的南方和北方真正合为一体，是通过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达成的。

更何况兴起于北方的隋朝当时对于南方的治理并不算稳固。隋朝刚实现统一不久，南方就爆发了叛乱。在会稽也就是浙江绍兴一带，有一个叫高智慧的人带头起兵造反，叛军达几万人之多。隋炀帝派杨素前去镇压，才平定了这场叛乱。要想随时应对可能的叛乱，就要保证向当地运送军队和物资的能力。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修建通济渠，将洛阳与淮河边上的泗州连接起来，启动了大运河工程。

《隋书》中记载，通济渠的修建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就在同一年，他又动员十几万民工，修建联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到了608年，隋炀帝下令开始修建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也就是联通洛阳和涿郡的永济渠。永济渠从洛阳出发，向北经过辽阔的华北平原，最终抵达今天的北京附近。这一工程也动员了百万劳工。

《资治通鉴》中甚至记载当时男人已经不够用了，开始征调妇女服劳役。两年后，隋炀帝命令开凿联通江都和余杭的江南河，江都就是扬州，余杭就是杭州，这使得大运河一直延伸到了长江以南。

隋炀帝前后不过花了五年左右时间，就修成了大运河，使南北连成一气。这使得江南产粮区的粮食可以供应北方，也使得中央政府的军队可以随时镇压叛乱。不过，大运河并不是一条直线，它特意在中间拐了个弯，通到洛阳。这反映了修建大运河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营造东都。

东都就是洛阳：

隋朝的都城叫作大兴城，位于汉代长安城的东南部，是隋文帝时期修建的一座新城。后来唐朝继续在此定都，并改名长安。不过，大兴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人口密度很大，本地产的粮食不够吃。关中和外界的交通也不太方便，从外地运粮也很费事。而洛阳位于中原，四通八达，物资容易供应。而且隋炀帝认为，关中地区距离中原和南方都有距离，在这里建都不利于隋朝对全国的控制。

隋文帝刚去世一个月，隋炀帝的五弟杨谅就在洛阳发动了叛乱。这件事给了隋炀帝很大刺激，他在叛乱平定以后就宣布准备迁都洛阳，并征调大量民工进行建设。所以，大运河其实是迁都洛阳的一个配套工程。大运河建成以后，洛阳就成了全国物资的集散中心，隋朝定都在这里，也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唐朝，唐朝一直把洛阳作为和长安并立的东都，武则天也曾经干脆迁都洛阳。而洛阳的政治地位，是靠大运河才得以维持的。

有意思的是，唐朝人对于大运河的评价曾经有过变化。唐朝前期，因为隋朝末年的大乱刚过去不久，唐朝人对大运河以负面评价为主，认为它劳民伤财。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破坏，中央政府越来越仰仗来自南方的物资供应，人们对大运河的评价也就逐渐转向正面了。

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是说，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这条河，可直到今天，南北交通还要依靠它。要是没有打造龙舟，纵情享乐的事，隋炀帝的功劳可以和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皮日休对隋炀帝并不算过誉，大运河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国运。

可见，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是顺应大势，功在千秋。

运河沟通了洛阳和江南地区，可隋炀帝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修建一条直通北方的通济渠，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北京附近呢？

这就要说到隋炀帝做的另一件大事：远征高句丽。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在公元前4世纪建国，并在公元6世纪达到鼎盛。高句丽和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不同，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拥有完善的政府组织和强大的常备军。所以隋朝以来的皇帝们都将它视为心腹大患。隋炀帝为了消灭高句丽，反而把自己给搭上了。他曾经前后三次亲征高句丽，结果反而刺激了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官员叛乱，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痞喵说：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隋炀帝的选择真的错了吗？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亲征高句丽，大大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终于彻底消灭了高句丽。为什么隋唐两代的皇帝们都要对高句丽大打出手呢？因为高句丽已经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强权，又紧挨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高句丽之于隋唐王朝，就好比迦太基之于罗马，后金之于明朝，准噶尔之于清朝，一山不容二虎。即使在高句丽灭亡以后，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北。契丹人的辽国、女真人的金国，以及满人的大清国，都是位于东北的政权。可见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并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当时战略局势逼迫下的结果。

修建大运河，远征高句丽，都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说他急于求成，但具体的历史情境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复杂，当时南北联系并不紧密，南方甚至爆发过叛乱，高句丽的威胁也与日俱增，隋炀帝难免会产生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感觉。理解了当时的局势，我们对于隋炀帝的认识才会更加真实立体。

隋炀帝谥号中的这个“炀”字，是唐高祖李渊送给他的。“炀”字作为谥号，具有特定含义，比如违背礼法，远离民众，违反天意，欺压百姓，等等。对于隋炀帝的负面评价，凝结在魏征主持撰写的《隋书》中。

《隋书》中的隋炀帝，基本是一个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的败家子，残酷冷血的杀人犯，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总之，是一个集一切恶劣品质于一身的暴君。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对于隋炀帝的主流印象。

唐朝对于隋炀帝的负面评价，显然也带有政治意图。唐高祖李渊也是关陇集团成员，他的祖父李虎曾经是关陇集团的“八柱国”之一。唐朝取代隋朝，李家取代杨家，其实是关陇集团内部的第二次火并。对于隋炀帝的否定，有助于树立唐朝的合法性。而且，魏征等人列举隋炀帝的罪状，也是希望唐太宗能够吸取隋亡的教训。太宗也确实吸取了教训，他对于自己明君形象的塑造，显然是反隋炀帝之道而行之。隋炀帝独断专行，唐太宗就摆出从谏如流的姿态。隋炀帝滥用民力，唐太宗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表示自己爱民如子。

以儒家的视角看来，隋炀帝当然是一位暴君。对于隋朝末年的大乱，隋炀帝也要负主要责任。但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当时的时代背景，重新看待隋炀帝面临的重大问题，就会对隋炀帝以及他所属的时代拥有更深层的认识。

总之，隋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为了彻底终结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开创新的时代，皇帝势必要重建自己的权力，并通过修建大型工程和对外战争，去巩固和保卫新生的大一统帝国。隋炀帝恰好处于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的野心和自负，最终使他背上了“暴君”的恶名。

参考文献：

《隋书》

《资治通鉴》

《暴君隋场帝评价的伦辫》

《试论对隋炀帝历史地位的评价》

《近十余年来的国内隋炀帝研究》

韩隆福.《论隋炀帝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