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说:“夫有再娶之义， 妇无二适之文。”从汉代开始，再嫁似乎便被认为有损贞节而被严格禁止。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去宋代看看。

"孀妇门“事件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的冬天，平静的朝堂上突然掀起波澜。时任宰相的张齐贤与向敏中二人双双被罢。事情的起因，说来有些好笑、理学家程颐曾评论道：“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囊橐即财物，原来，两位宰相为一位孀妇开撕，当然，这位孀妇家资丰厚。事情还要从另一位老宰相薛居正说起。薛居正没有儿子，收养薛惟吉为子嗣。薛惟吉的第二任妻子是柴氏、也就是这场“孀妇门”事件的主角。柴氏虽未生子，但薛惟吉与原配有个儿子，叫薛安上。薛惟吉御家无法，薛安上便成了开封府内有名的轻薄浪子，以致宋真宗都担忧薛家富不过三代，特地下令薛家旧宅不许典卖。

薛安上与柴氏一直不睦，薛惟吉生前，家里还平安，但他一死，矛盾便浮出水面。惟吉死后，柴氏便尽卷携薛家资财，包括薛居正与薛惟吉的书籍改嫁。柴氏属意的对象也不一般，就是当朝宰相张齐贤。薛安上遂到开封府上告柴氏吞没家资。由于牵涉到前朝宰相，开封府也不敢擅做主张， 便上报宋真宗。皇帝只好派御史亲自调查。可没想到事情又发生了反转：柴氏为自保，击登闻鼓，反讼另宰相向敏中。

柴氏控诉向敏中公然违诏，贱买薛惟吉旧宅，因向自己求婚被拒，恼羞成怒，故而教唆薛安上诬告其母。

两个宰相都牵涉其中，皇帝十分头疼。宋真宗就亲自询问向敏中，向氏不得不承认买了薛宅之事，但说自己丧妻不久，暂不曾议婚。但是，向敏中随后又被人告发议娶王承衍的妹妹，这下引起宋真宗的厌恶，而柴氏告发向敏中的说辞，则是出自张齐贤之子张宗诲的手笔，于是柴氏、薛安上、张齐贤、张宗诲、向敏中五人均受处罚。

宋真宗

可谓“五败俱伤。这场闹剧饶有兴味之处在于，似乎并没有人在意柴氏再嫁者的身份，再嫁、再娶似乎都十分正常。这和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理解大相径庭，尤其是作为理学肇始的宋代。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向来标榜道德性命的程颐，也没有对这场寡妇再嫁闹出的风波有太多注目，仅仅是讽刺了号称“雅量”的向敏中有失体面而已。难道后人错看了宋朝?事实上，“程颐们”对妇女再嫁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

程颐也“言行不一”?

理学家们通常都反对再嫁，其中程颐给出的理由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婚姻是种约定， 当男女双方成婚时，则约为终身夫妇。假设“人先死， 另人怎能再娶或再嫁呢?更何况婚娶是以人配己如果娶了失节者相配，不是自已也跟着失节了吗?所以孀妇是不能娶的。但程颐却为男子再娶留出了空间，他辩称，为了侍奉公姑或主持家事，男子再娶，是不得已。放在今日，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了。 有弟子有疑惑，问他，寡妇在贫穷无所依托的情况下能否再嫁?这时，程颐说出了那句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程颐

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是高标入云的道德口号难以概括的，程颐本人就曾经历过两次再嫁的事情，而他对这两件事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第一件，是他在为父亲程珦写的传记中提到的，程珦的伯母、堂姐、外甥女儿三代均先后丧夫。程珦尽心奉养伯母、迎堂姐归家，随后又主持了甥女的再嫁之事。这似乎与程颐反对再嫁的一贯说法不符，但程颐并未避讳，反而

很直白地记叙此事，其实有表现父亲敬宗收族的深意。

朱熹画像

南宋大儒朱熹的门人对此也十分疑惑，于是朱熹答日:反对再嫁只是“大纲"，但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不能完全实现。看来程颐自己也清楚，寡妇再嫁是人之常情，难以彻底禁止。

而另一件事却令程颐十分不满。程颐的侄子与章氏的儿子。都娶了王氏的女儿为妻，程颐侄子死后，遗孀王氏再嫁了章氏另一个儿子，程顾愤怒道：哪有生前为亲友，死后却再娶其妻子的道理!"很明显，程颐在意的重点，并非王氏的再嫁，而是再嫁之后引起两家姻亲关系的变化，这对崇尚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的程颐来说，无疑是相当严重的失范。

由此可见，即便是士大夫阶层中，有着最为严格道德要求的儒家学者，也不是一味反对再嫁，而是要考虑各种因素，当贞节观和家族观发生冲突时，前者让位于后者。可以说，维持家族的稳定和繁衍，是决定性因素，这也是程颐对两次改嫁事件态度有别的真正原因。因而，理学家们对贞节的强调是十分理想化的，一旦落 入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

再嫁的权力还是不嫁的权力?

从留存的史料来看，宋代妇女再嫁的现象相当普遍，从平民到士人阶层，都有许多。比较著名的如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再嫁张汝舟。唐琬与陆游被婆母拆散后再嫁赵士程等。在一部记载了南宋许多法官断案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许多因为妇女再嫁引起的官司:有一位叫阿区的民妇，初嫁李孝标，再嫁李从龙，三嫁梁肃，但在阿区改嫁梁肃后，李孝标的弟弟李孝德却向地方官递上诉状，认为阿区失节，希望能阻止阿区的婚事。主持此案的地方官胡颖，虽然认为阿区“三易其夫，失节已甚”，但仍然坚持“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所自择”，与他人无关。由此看来，无论士人是否反对，宋代妇女依然有再嫁的权力。

胡颖的一句“自择，暗含了宋人对再嫁者的现实考虑。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时代，劳动力相当重要，若是孀妇独居，显然力不从心。倘若还有幼子需要抚养，就难上加难了。这时，与其说妇女们可以自由选择再嫁，倒不如说，她们没有选择“不嫁”的可能。

这样的情形发展到南宋，遂出现了一种“接脚夫”现象。接脚夫是指妇女在丈夫死后，因无力独立承担门户，便以招婿入赘的方式再婚。因为是后夫承前夫娶其妻，所以称之为接脚。接脚夫没有财产所有权，其地位并非家庭的主人，而更像是一个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