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朝鲜与它的宗主国清朝一样，面对愈益深重的内忧外患，一味地采取“锁国攘夷”政策，得过且过，企图以高墙和海禁来阻止列强的入侵。但是，强盗向来是不请自到的，况且大刀长矛根本就挡不住军舰大炮。在邻近的宿敌日本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崛起，宗主国清朝因鸦片战争带来的“边疆危机”自身难保，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李朝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就在劫难逃了。

此前的日本，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一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小版。然而，1868年，这个岛国发生了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明治维新。大凡一个国家的彻底变革，往往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重复方能完成，而例外的是，日本开始于大清同治年间的政治变革居然一次成功了。君主立宪制带来的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在短短二十年间就发展成了一个具备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特征的崭新国家。特别是发生在大清国土上的鸦片战争，使隔岸观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国入侵的最好办法，并非提心吊胆地关起国门，而是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大清“海禁”恰恰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当天就宣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个国策多少年后演化为更加务实的“大陆政策”：侵占朝鲜进而控制满蒙，最后登陆中国。

日本人一直把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失败作为“民族耻辱”，武士阶层时刻以“征韩”、“复仇”为己任。 清光绪元年（1875）9月，日本利用朝鲜外戚闵氏专权、大院君被迫引退的混乱时机，派出军舰驶入江华海峡寻衅闹事。次年1月，日本政府以“江华岛事件”为由，派出7艘战舰到朝鲜示威，要求赔偿日军损失。面对日本的强盗逻辑，失去大清保护的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条约否定了大清对朝鲜的宗主权，将朝鲜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光绪十年（1884）10月，日本又精心策划了名为“甲申之乱”的排华政变，政变后的朝鲜“请”日军入卫王室。

光绪二十年（1894），即甲午年，是一个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朝鲜东学（流传于朝鲜南部的宗教）教徒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大清出兵帮助镇压，日军也按照条约不请自到。起义平息后，日本继续增兵朝鲜，并在朝鲜牙山口半岛海面炮击清军运兵船“高升号”，公开向大清叫板。大清忍无可忍，被迫对日宣战。 日军以优势兵力围攻清军驻守的平壤，贪生怕死的清军统帅叶志超主张逃跑，被山东籍回族将领左宝贵派人看管起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时，左宝贵带病站在玄武门城楼上指挥战斗，不幸当胸中炮倒下。再也无人约束的叶志超得以弃城逃跑，群龙无首的清军四处溃散，平壤落入敌手，清军在第一个回合中不仅输了城池、折了兵马，更重要的是丢了气势。

左宝贵

“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丧失底气的清朝还能扭转乾坤吗？ 两国水军的对决在黄海上演，日本舰队率先向大清北洋舰队发起攻击，尽管水军中贪生怕死之辈寥寥无几，尽管刘步蟾、邓世昌等将领拼死抵抗，没有资金购买弹药的北洋舰队还是败下阵来，日本联合舰队五艘重创，北洋舰队五艘沉没。舰队随后遵照清朝命令躲进了威海卫军港，把制海权拱手交给了并没有取得全胜的日本人。

两战两胜的日军于10月下旬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东北，一路从朝鲜偷渡鸭绿江，攻占安东、九连、凤凰城；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攻占大连、旅顺。没有一兵一卒的大连陷落的那个黄昏，城内燃起了漫天大火。风雪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百姓的鲜血流进结了薄冰的护城河，河面的薄冰因热血流过而融化。日军攻下旅顺后，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疯狂屠杀，整个旅顺仅仅剩下奉命抬死尸的36名中国人。 次年1月，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从山东荣成包抄了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后路，奉命躲进军港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陆军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清朝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全部葬身海底。

战争进行到这种程度，不知仍沉浸在60大寿喜庆气氛中的慈禧太后作何感想？！ 日本指名要李鸿章出面谈判。于是，李鸿章乖乖地来到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被日本狂人行刺受伤后仍不得不在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事后发出了“天下最难写的字是自己的名字”的哀叹。 翻开沾满中国人血泪的《马关条约》，第一条就是清朝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然后是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等。后来条约节外生枝，俄国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影响了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便和法德两国一起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了中国。已经要走的东西岂能白白送还？于是日本又从中国勒索了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这一切，都是因为朝鲜。因为此事，外国人一再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然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为朝鲜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并接受割地赔款的灾难，而朝鲜宗室毫不领情，奇怪地充当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