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无疑是全方位的，既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也有温情脉脉的和亲友善，也有与其他部族的合纵连横，当然，总体来说，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行动，汉藏双方都是在中华文明的总体框架下的一种民族交流和互动。

《新唐书·突厥传序》载：“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

为了牵制唐朝，吐蕃在西域不遗余力，与宿敌突骑师、黑衣大食等进行了“同床异梦”的合作，甚至隔着河西走廊与突厥“眉来眼去”，然后自身对唐朝河湟地区、河西走廊不断侵袭；为了制约吐蕃，唐朝则一方面大兵压境，随时攻击吐蕃，另一方面坚决保护藩属国小勃律等。除此之外，当时的云南地方，还有大量西羌系部族，他们虽然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但汉化程度较高，同时山高水深、易守难攻，具备较强独立性。

在这种情况下，扶植云南少数民族，使之成为唐朝西南与吐蕃交接地带的缓冲，不失为一种良策。

唐朝初年，云南少数民族被称作“六诏”，即六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有五诏被迫受吐蕃节制，还时不时被吐蕃胁迫攻击唐朝边地，唯有蒙舍诏（即南诏，或南召）从唐朝甫一建立就主动示好，要求归附，“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

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罗即遣其子罗盛入长安朝贡，唐廷授细奴罗为巍山州（也称巍州，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县政府驻南诏镇）刺史，并赐以锦袍。南诏和唐朝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南诏是六诏中最为坚定地支持唐朝的，可能也是因为它坐落在南诏南部，与吐蕃不相接壤的缘故。在武周时期，唐蕃关系恶化，唐朝曾多次派兵攻打支持吐蕃的其余五诏，每次南诏都给予唐军以有力配合。

713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唐廷为表彰南诏的忠诚，特授其第三代王盛逻皮为台登郡王；次年，南诏遣使入京谢恩，玄宗特赠予其佛龛、佛像和有关书籍，自此云南开始有了佛教。南诏举国上下非常倾慕汉文化，盛逻皮更是将晋朝书法大家王羲之推为“圣人”，要求全民学习之。

728年（唐玄宗开元十六年），皮逻阁（697年—748年，南诏第四代王，）即南诏王位，是为其第四代王。这时候，唐蕃关系、蕃南（诏）、唐南（诏）关系以及六诏内部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唐朝与吐蕃长期征战，加上西北、东北方向部族侵袭不断，唐朝只好全力支持南诏，一边抗衡吐蕃及其控制的其他五诏。

（当代影视中的皮逻阁/来自网络）

在唐朝的鼎力扶植下，皮逻阁不断加强军力，于738年灭五诏及长期以“顾问”名义就地监控的吐蕃势力，统一了云南地区，南诏的统一无疑是吐蕃的梦魇，却让唐朝的战略资源得以扩充。

唐玄宗龙颜大悦，在长安接见了皮逻阁，并“加封（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钢带七事”。在册封圣旨中，对南诏及其政权不吝各种赞美之词，“赡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指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孛右插，凡厥丑类，后时诛剪戌功若此。”对皮罗阁则称赞其“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

此后的十余年里，唐廷对南诏一直格外垂青、厚加赏赐，对皮逻阁的家人和继任者不断加官进爵，甚至在对待入京觐见的南诏使节态度上，唐廷都给予了别的部族所从未收到过的特殊礼遇。

（参见拙著）

唐朝扶持南诏的主要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遏制吐蕃势力向东、向东南发展，而南诏“做大”以后，自身也有进一步扩张的需要，而且它扩张的目标并非唐朝所希望的西向，而是相反。

在皮逻阁以前，六诏的地盘主要是云南西部和南部、西南部，当时的云南东部居住着汉化程度很高的爨（音“cuan”）人。

爨人是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从中原流落避难而来的人们，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的一个族群，分为东西两部，因一位中原流寓于此的汉人爨氏，曾在汉末至初唐间数百年在此自成独立王国而得名。

爨人分为东西二爨，东爨以乌蛮即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白蛮即白族及傣、壮、纳西等民族先民为主，以曲靖（今云南省曲靖市）为政治和经济中心。

（唐代形势/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