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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专业抄写者“佣书人”,用手推动着南北文化交流

网络整理 2019-06-06 国内新闻

汉初,博士叔孙通领导一批儒生为新朝制定朝仪,施行之日,使自马上得天下的高祖刘邦惊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稍后刘邦又受儒者陆贾的影响,开始懂得《诗》《书》之类经典对自己统治天下的重要作用。

此后,两汉王朝历次征书和整理图书的举措,都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加以实施的。西汉以来,朝廷在征书或鼓励民间献书的过程中,往往通过赐以财物的举措来吸引、回馈献书者。如河间献王刘德以“加金帛赐以招之”的办法,从民间得到善本书就是一例。以财物奖励献书之人,尚不具备商品交换的性质,但是其事说明当时人们对书籍具备交换的价值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书籍市场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它的形成需要具备先决条件,即社会形成对书籍的较大规模需求,以及书籍作为商品能够顺利入市流通,并获取效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文化传播变得活跃,对书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汉唐时期专业抄写者“佣书人”,用手推动着南北文化交流

《怀古录》抄本

纸的广泛运用,有效地推动了书籍的社会传播,具体表现为佣书业的发达社会书籍收藏现象的扩大,佛经翻译和传播活动的加强。

佣书与书铺的图书贸易活动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文字全都依靠人工抄写。社会对书籍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书肆的出现,自然催生了专职的抄书职业,古代称为"佣书"

越来越多的抄书人进入佣书之业,奠定了两汉文化传播事业逐步发展的基础。而关于抄书职业产生情况的记载则出现在东汉。史载班超少时在洛阳,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其母。而王溥也因家贫,没有门路出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

在封建社会,能够在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不是官宦贵族,就是社会名流,他们早年因贫困而靠佣书谋生的记载,仅是后来成就事业的一种点级。所以,见于记载的佣书者极少,并不能说明从事者极少。事实上,从事佣书职业者是古代的专业出版人员,人数具有相当规模。

我们从出土的秦汉简帛书籍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同时出土一书的不同抄本,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有甲、乙两种抄本,分别代表汉初两种不同的古本。又有不同地点出土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书籍,如马王堆汉代帛书有《脉书》,张家山汉墓竹简也有《脉书》马王堆帛书中有《导引图》,张家山竹简有《引书》。

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明当时社会上存在较大的复本书籍,不同的抄本或许出自不同的书肆,或不同的佣书者。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是汉初的一部写本,从第十五至十九章,每章的结尾都有字数的统计,有学者指出"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些书如《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每篇之末和全书之末都有字数统计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每篇之末也有字数统计,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体例"。

二,佣书人用手推动文化的传播

这或许就是佣书者为计量而留下的标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上关于佣书的记载,较两汉时大增,写书、卖书也成为一些贫穷文人的生活出路,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与纸的广泛使用有关。

汉唐时期专业抄写者“佣书人”,用手推动着南北文化交流

《牧斋有学集》抄本

三国吴人阚泽,家世农夫,泽好学而居贫无资,所以"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
东晋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通习,遂以儒学知名",所著《抱朴子》内外篇,声著于世。
梁代袁峻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
梁代王僧孺"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南齐周山图"少贫微,佣书自业"。北魏崔亮家贫,佣书自业。又崔光"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佣书不仅能谋生,也能借机饱览群籍,最后出仕为官,或垂名学林,终成大业,所谓"佣书成学"者。东晋释僧肇,早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参与名僧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青史留名。

不仅民间佣书业兴旺,佣书者众多,政府同样设有专职抄书之员,以保证国家抄书传录任务的完成,与民间抄书活动共同推动书籍的出版传播事业。

六朝时代,秘书省在沿袭东汉旧制设管理藏书专职人员"令史"以外,又设立了正字和弟子。弟子是写书人员,弟子写完之后,由正字进行校对。

隋唐时期,抄书量增加,需要更多的书手。

据《唐书・职官志》记载:秘书省有正字四人,楷书手八十人弘文馆有令史人,楷书手三十人,拓书手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集贤院有直书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画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史馆有楷书手二十五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

汉唐时期专业抄写者“佣书人”,用手推动着南北文化交流

《史记》抄本

只几个有图书馆分馆的门部里的书手、招拓手(摹拓古书画)、画手(画插图)和装潢工人,已经形成了一支很大的队伍。由于写书人员队伍的逐渐扩大秘书省官员逐渐总结并提出了写书的标准字样。这类字样有633年颜师古提出来的,称为"颜氏字样"和后来颜元孙的"干禄字样",张参的"五经文字"。

唐代写佛经的人,也采用这种字样作为抄写佛经的标准。这对于统一全国的书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佣书人的类别

佣书者一般有两类服务对象是个体雇佣者,某大家豪门需要抄录书籍或佛教经文,临时招募佣书者为自己服务

一是书铺、专门雇佣抄手为自己的图书贸易活动抄写需要的书籍,售卖书籍的书肆也更加发达。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以清新优美、自然天成的山水诗闻名于世,致使"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我们有理由相信,"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情况绝非仅仅是相互传抄的结果应该包括书铺的参与。

在史书中,经常有关于朝廷从私人和民间书铺购写书籍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书铺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加,如江南六朝都域建康的市里街巷开着许多卖书铺,贵为王侯,也经常派员前往购书。更为重要的是,书贾已经开始走南闯北,主动走出去推销图书。

据《北史・祖廷传》的记载扬州书贾到北方向东魏中书监高澄售卖《华林遍略》。这件事所蕴涵的意义十分重大:其一,《华林遍略》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其抄录决非少数人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说明当时书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其二,《华林遍略》是南方文士编纂的书籍,书贾将其贩至北方,其行为对于社会传播的扩大和南北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汉唐时期专业抄写者“佣书人”,用手推动着南北文化交流

《北堂书钞》抄本

本文作者:申报七十七载(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9891414073750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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