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的原因，在《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有过一番论断：

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始使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长期反抗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改制、变法，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汉武帝穷尽天下民财以奉其政，数十载国无宁日，加以重刑酷吏，穷奢丽，弄鬼神，求长生之术，弄得民怨沸腾，社会影响十分严重。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住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就要适时的转变统治的策略，使社会安定下来，让百姓休养生息。

但是改变又谈何容易，直到汉武帝去世前的征和四年，汉武帝才痛定思痛，颁布了轮台罪己诏，这是中国古代君王对于挽回民心的一次尝试，它的颁布理清了纷乱的局面，明确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为后期“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颁布轮台罪己诏的时机

汉武帝统治前后历经五十四年之久，在征和四年之前，就曾多次出现可以发生这种转变的时机，但由于各种原因，汉武帝都没有实行这种政治策略上的变革。导致整个西汉的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力疲惫、百姓苦不堪言，西汉统治在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是实现这种政治转变的最佳时机呢？我们从汉武帝之继位之后的作为和人生轨迹，就可以不难发现究竟什么时候是做这种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汉武帝继位之初的大汉经历的高祖、吕雉、文景四任帝王，国力强盛、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可以说当时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都达到了顶峰，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条件，汉武帝自然想有一番作为。因此在元狩、元鼎年间，汉武帝屡次用兵，在这期间完成了对匈奴的致命打击。同时汉武帝进行的多项政治改革，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到元封年间，除了讨伐大宛之事外，汉武帝并没有什么为政、用兵上的作为。

元封是一个特殊的年号，因为它是以在这期间进行了封禅大典而得名的。封禅大典盛大隆重，世人非常重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以自己不能参加封禅大典而抱恨终生。

在《汉书·武帝纪》中注引孟康所说：“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

也就是说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基本都做完或者即将完成，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了，因此才决定改年号为元封，并举行封禅大典以彰显自己的功绩。因此可以推断汉武帝准备的元封年间实行自己的政治改革，是有一定依据的。在元封年间，汉武帝前期统治留下了一些问题已经逐渐的暴露起来，社会矛盾丛生，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西汉政权的统治，因此汉武帝在这个时候实行政治变革是极其必要。

《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中记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两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首先就是流民问题。民无业可持，无家可居，无事可为，乃为流民，国无德则流民巨。流民问题并不始于元封年间，但是在元封年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摇荡百姓”动摇国本，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汉武帝是有足够认识的。因此汉武帝斥责了丞相石庆，并处理了建议迁徙流民戍边的官员，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武帝改变政策以安民，也是形势所必须的。

《资治通鉴·汉纪》中记载了汉武帝对卫青说过的话，尽管这段文字在《汉书》和《史记》里都没有记载，但结合元封年间的形势，这段话体现了汉武帝的忧虑，和变法的迫切。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承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史为鉴，对自己继承皇位后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省，认为自己所做之事虽有必要但亦劳民伤财大损国本，如果后世继续像自己一样，那么将重蹈亡秦的覆辙。这是建立在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分析基础上的，汉武帝认为劳民会导致天下不安，因此改弦更张的改革需求十分迫切。因为当时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征和年间那样接近失去控制的局面，也是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这是史料记载汉武帝表示要改革的最早记载，卫青是元封五年去世的，因此汉武帝和卫青的这段对话，必然在元封五年之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可见汉武帝想改革并不是敷衍之词，而是自己的郑重思考。

那么既然汉武帝自己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一迟迟没有行动，非要在自己去世前才做出改变的决定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汉武帝自己也不知道开边之事，究竟什么时候停下来合适；第二个原因是所有追随在自己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借助开边、兴利、改制、变法而谋得爵位的人，他们并不希望改变国策，那样会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第三个原因是太子刘据为人羸弱不类自己，汉武帝对自己的儿子并不放心。

汉武帝和戾太子之间的矛盾

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治通鉴》中汉武帝和卫青之间对话，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

汉武帝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在安卫皇后之心，安太子刘据之心，也是安大将军卫青之心，汉武帝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卫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太子刘据是卫青的外甥，刘俊出生时，卫子夫盛宠，因此汉武帝立刘据为太子。此时汉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事业上蓬勃发展，同时他留心观察太子刘据的才能，希望太子和自己一样有雄才伟略。当他发现太子敦厚仁和，和自己很不一样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失落的。

恰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宠爱的妃子为他生了一些皇子，汉武帝在选择继承人时，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对卫太子从盛宠变成了宠衰。卫皇后的宠衰是由于卫太子的宠衰，从根本上讲这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所谓色衰导致的。根本原因是汉武帝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产生了动摇，但是当时卫氏家族势力强大，卫氏家族手握权力，大将军卫青又手握兵权，因此变更储君的事，必须要慎之又慎。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病逝，但汉武帝并没有废黜太子和皇后，直到征和二年的十六年之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汉武帝在废黜太子这件事上过一段相当长的犹豫期。汉武帝做为一代雄主，他认识到国策如不更改，则国有倾覆之险，但是他又盲目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不会重蹈前秦覆辙，因此在自己执政期间，一直迟迟不改变执政的方略。尚武和守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方略，因此汉武帝和太子刘据就必然站在了对立面上，这已经不是父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政见不同的人的问题，而他们每个人身边又有不少支持自己观点的人，就形成了两大利益对立的集团。实力对此下，汉武帝是占据绝对上风的：第一他是皇帝；第二他身边的全是开边、兴利、改制、变法的能人，而围绕在太子刘据身边的则是宽厚长者。显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在大将军卫青去世后，这种对比就更加悬殊。

因此，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主要矛盾，主要是政见不同，而不是由于卫子夫宠衰，或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

再论巫蛊之祸

汉武帝与太子刘俊的公开冲突，爆发于征和二年，这就是巫蛊之祸。所谓巫蛊，是一种迷信活动，当时在宫内宫外都很盛行。当初处置陈阿娇的时候，酷吏张汤用的罪名便是巫蛊，指陈阿娇用巫蛊之术来诅咒汉武帝。

一个奸佞之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江充。下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奸臣在汉武帝面前搬弄是非，利用汉武帝年老不明事理的状态构陷太子，最终导致了巫蛊之祸，但这真是事实的全部真相吗？奸臣陷害忠良，这种故事我们听的太多了，但是奸臣真有大这么大的能量吗？事实上，江充代表了汉武帝身边开边、兴利、改制、变法的势力，并秉承汉武帝的意志，他本人并未被史官列入《奸佞传》中，而是被当作变法的酷吏来对待，类似于汉初的酷吏张汤。

从江充的角度分析，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就算他和太子的政见不同，他也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构陷太子。因为毕竟太子刘据和汉武帝是父子，一旦汉武帝心软，自己可能就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因此，江充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势力支持他，让他有这个胆量，敢去触碰太子的权威而有恃无恐。那么江充背后的势力到底是谁呢？

从太子刘据杀死江充之后，领兵直接去寻找丞相刘屈氂就可以看出，江充在临死之前可能已经供认出指使他的人就是向丞相刘屈氂。这位老兄是公孙贺被杀之后继位为丞相，公孙贺是卫氏家族在朝廷之中最后的依靠，但巫蛊兴起之时，便被汉武帝诛杀，借此机会，汉武帝清除了卫氏家族所有有势力，甚至汉武帝自己的女儿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表面上，似乎刘屈氂成了获利的人，通过后来他与李广利之间的关系可以明确，实际上刘屈氂是李广利的死党的人，也就是说他支持的是昌邑王刘髆。这就为他构陷太子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构陷太子、皇后，就可以为昌邑王刘髆继承储君之位创造条件。

但从结果上看，刘屈氂并不是最后的赢家，因为巫蛊之祸后不久，汉武帝就幡然悔悟，将所有参与巫蛊之祸构陷太子的人尽数诛杀，江充被夷灭三族，刘屈氂因为和李广利密谋拥立昌邑王刘髆而被腰斩于市，昌邑王刘髆也无疾而终，构陷太子时，冲锋在前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尽管罪名不同，但结果一致。

从这个结果上看，汉武帝对参与巫蛊之祸的人，进行了血腥的清洗。因此有人说巫蛊之后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汉武帝本人，对此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在汉武帝身后，还有一个年轻貌美，并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类武帝的男孩的女人钩戈夫人。

轮台罪己诏之前西域开边的背景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病逝。汉武帝并没有开始从尚武到守文的转变，反而在两年之后的太初元年，命令李夫人之兄大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欲建立非常之功。那么这个非常之功究竟是什么呢？很多史书中记载，汉武帝之所以讨伐大宛，是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宝马，但这个观点似乎有些片面。

事实上在元封元年封禅大典的时候，汉武帝就已经表示和匈奴的战争，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边境上还有摩擦，但优势已经完全掌握在大汉的手中。同时也说对西域还没有建立这种优势，为了稳固大汉的统治，就必须对西域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只是这次战役的时机还没我出现，因此时间还不能确定。只打败匈奴而不平定西域，对于汉武帝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成果之一，就是坚定了汉武帝要征服西域的决心。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武帝征服西域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进行到了中间的一个阶段便戛然而止了。大宛之战之后汉武帝不再继续对外用兵，因为他意识到大汉的国力已经不能支撑连年用兵。因此当桑弘羊等人建议汉武帝继续对西域用兵开疆拓土的时候，汉武帝才下了轮台罪己诏，其目的之一就是消除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再战则可能成为亡国的前兆之战。

作为有为之君，汉武帝刘彻意识到有位亦应有止，有为可以保国泰，有止可以保民安，大汉已经没有了外患，最严重的问题是内忧。

汉武帝完成了从尚武到守文的转变

太子刘据这个最合适的守文之君已经不在，因此这个改变国策的事情，最终还是落在了汉武帝自己的身上。

《资治通鉴》记载，征和四年三月，汉武帝说：“朕继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二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年六月，汉武帝就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因此上面的这段话，就是汉武帝罪己的前奏。

关于汉武帝颁布的轮台罪己诏的内容，上承巫蛊之祸戾太子事件的余波，最直接的原因是征和三年不利的军事形势。征和三年，汉武帝发兵三路攻打匈奴，其中主力李广利因与刘屈氂密谋拥立昌邑王刘髆的事情败露, 怕汉武帝追究而投靠了匈奴，这对汉武帝来讲是巨大的一个打击，其他两路汉军也无功而返。面对汉军不利的局面，丞相田千秋，搜粟校尉桑弘羊，御史大夫商丘上奏：

在轮台以东屯田，置校尉，由张掖、酒泉遣斥侯属校尉，有事因骑置以闻。并且列亭障为威西国，遣使者以安之，使他们不会因为汉军不利而产生动摇。

汉军的失利虽然不会影响大局，但汉武帝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实行自己的变革，于是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

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令朕不忍闻！”又曰：“当今务在禁苛政，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事实上就算没有桑弘羊等人的奏请，汉武帝也会找其他理由来推行自己的变革，因为对他来讲时日无多，这位一代雄主在暮年之时，如果不完成自己的变革，恐怕身后之事就无法控制，大汉国运会就此由盛转衰，而彻底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同时，汉武帝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以“子幼母壮，必乱朝纲”为由，处死了汉昭帝刘弗陵的生母钩戈夫人，为巫蛊之祸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汉武帝之伟大，不仅在于其开边、兴利、改制、变法之功，更在于其迷途知返，知错能改，罪己过而挽民心的勇气。汉武帝从尚武到守文，颁布轮台罪己诏，不是最佳的时机，却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